因为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，也因为张学良本人“世纪老人”的见证者身份，这位“少帅”的举动言论必然会引发诸多关注和猜测。虽然因蒋介石背信弃义而失去了几十年的自由，但张学良每谈及与蒋相关的事，却总是相当谨慎。

  有看法认为，他守口如瓶的一大原因来自蒋夫人宋美龄，两人少年结识关系很好，步入暮年也仍就保持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极大默契。

  2001年10月，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居住多年的宋美龄接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——多年以来交往密切、关系深厚的张学良于夏威夷檀香山病逝。

  虽然享年百岁不管怎么说也不能算“英年早逝”，但宋美龄和张学良之间少年相投、彼此了解甚深，又曾经在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互为扶助一同走过了七十多年风风雨雨，如今他这一死，必然令年事已高的宋美龄悲伤不已。

  更何况维系他们关系的不仅是个人友情，双方家人也渊源甚深——张学良的前妻于凤至与宋美龄有干姊妹的交情，后任赵一荻得以与张学良正式结婚，更是多亏了宋美龄的多方促成和帮助。

  自从“西安事变”之后，张学良便遭遇了持续几十年的幽禁，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来自宋美龄的关照保护也从未中断过。

  一方处于患难困厄之中，另一方则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加以关照保全，甚至不惜和丈夫蒋介石反目以对。多年下来，累积的恩情、友情和信任是非常深厚的。

  张学良去世之时，距离他终于获得自由、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搬到美国居住，也才不过十年时间。

  宋美龄迫切地想要动身前往夏威夷，去送别这位重要的老朋友。但客观条件却不容乐观，当时宋美龄已经是104岁高龄的老人，且行动不便禁不起长途旅行的颠簸。

  最终她郑重地将此事拜托给辜振甫及其夫人，嘱咐他们代表自己去参加张学良的追思礼拜和吊祭活动。在张学良遗像前，辜夫人送上了一束署名“蒋宋美龄”的十字架鲜花，并以“送汉卿将军远行”作为送别辞。

  以十字架鲜花敬献，代表的是两人同为基督徒的追思与致哀；而“汉卿将军”四个字，则是两人七十多年交情最恰当的注脚。

  张学良葬礼后不久，若干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由其家人公布出来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批写于幽禁时期的日记。

  一年后宋美龄逝世，学者毕万闻曾以宋张关系作为焦点，在《明报月刊》上发布长文。其中提到，张学良曾说赵四虽非最爱，但却是“对我最好的女人”，最爱的女人“住在纽约”。

  另一个需要我们来关注的细节是：七十年代中，即使蒋介石已经去世，张学良也仍就保持了十年以上的沉默，直到九十年代方始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公开发声。

  至于这秘密的详细的细节内容是什么，至今无人能说得准确。斯人已逝，谁也无法再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了。

  自1946年下半年起，张学良与赵一荻被移送到台湾，先后被软禁在新竹、高雄等地。也是从此阶段开始，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有大量来往书信被保留了下来，足以让后人从中了解张学良当时的生活状况，以及宋美龄对他们的种种关照细节。

  在几近“与世隔绝”的幽禁生活中，张学良大部分的时间用在精读《明史》上。他甚至还强烈要求住到阳明山公墓里去，以表达“宁与鬼住”的愤懑。

  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也幸亏有宋美龄的持续关照，他们的生活品质才有所改观。赴美过程中一有机会，宋美龄便会安排时间去加州探望已经定居美国的于风至。平时也常常为张学良添置食品用具，派人送到他被软禁的地点。

  根据后世人们的整理和研究，宋张之间不但常有书信往还，张学良夫妇还常常收到宋托人带来的礼物。有时是精美糖果，有时是生活用品，她对于张、赵的生活细节也常常表达关心。

  在书信中，宋美龄大多以“Dear汉卿”称呼对方，也有时会带点亲切的玩笑意味称他为“张学良元帅”。而张的信则多以报告日常生活为主，言辞感激且十分谦恭。

  1951年左右，张学良打算申请重新登记籍时，也将相关信件寄给了宋美龄，再由她转给相关委员会。可见，宋张两人之间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。

  然而即使如此，宋美龄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左右来自蒋介石的决定，在蒋氏父子逝世前，张学良多年未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
  或许宋美龄自己内心深处也完全明白：她可以无微不至地付出照应，可以“万里送鹅毛”地送去外国买来的精美糖果，可以专程托人带去美式衬衫还建议张应该怎样穿才更好看，还可以谋划送只小狗过去、减轻对方被幽禁的郁闷……

  但是半个世纪以前，风靡上海社交界、那个风华正茂的“少帅”，是再也回不来了。

  种种资料显示，宋美龄与张学良结识于1925年前后，当时时局仍属于军阀混战时期。

  张作霖的东北军打败了以苏浙皖一带为主要势力地盘的孙传芳，张学良顶着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的名头，率三个加强旅进驻上海，也把自己送到了大上海的交际圈内。

  时人和后世提到张学良，往往尊称他一声“少帅”，指的就是他身为奉军继承人的身份。当年他不过二十多岁，正是权势煊赫、炙手可热之时，一进上海就成了美国驻上海领馆宴会的主角，致辞时不但风度翩翩，谈吐也非常不俗。

  而宋美龄出身名门、当时还未知花落谁家，也被上海社交圈赞誉为才貌出众的名媛闺秀。

  这样的两个人在声色犬马社交场中初次结识，自然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张学良评价宋美龄气质出众，用“美若天仙”来形容毫无溢美之嫌；宋美龄也认为对方风度极佳，称他为“莱茵河畔的骑士”。

  初到上海的张学良一度被目为“胡帅”，言下之意认为他虽然有身份有权势，但来自关外，恐怕未脱某种彪悍粗莽之气。然而随着宋美龄与之过从甚密、两人频频出入于各个社交场合，张学良身上的“摩登”气息也渐渐展露出来。

  原来，张学良从少年时就在基督教会接受过洋派熏陶，什么跳舞、游泳、高尔夫，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事，能够说是样样精通。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，这两人便成为十里洋场最为闪亮夺目的明星。

  许多年后，给李宗仁、胡适等人写过传记的美国学者唐德刚，也曾经用“很洋化”来形容宋美龄。他偶然见过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信，除了提到张学良时会出现两个汉字“汉卿”之外，全信都用英文书写。

  有研究者认为，这种对西方文化深感兴趣、饱受熏陶并且乐在其中的“潮流”味，本身就是宋张友谊的一大基础。

  既然一见如故出双入对、彼此又非常谈得来，为什么两人最后没有走到一起？晚年张学良在接受美籍学者王书君访问时，就曾经脱口说出：如果不是当时已有太太，“我会猛追宋美龄”。

  张学良话中所指那位“使君有妇”的太太，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于凤至。和于凤至的婚姻来自张作霖对旧交老友的信任，以及对“凤命”的笃信不疑。娶19岁的于凤至为妻时，张学良才只有16岁。

  虽然终其一生都看不到爱情的迹象，于凤至其人实际上也并非是缺乏优点的女性。她长着一张温婉秀丽的古典式面孔，自小诗词书画样样精通，且能识大体顾大局，深具传统女性的美德。

  当然这些优点对于思想更加西化、厌恶束缚的张学良来说，也不能抵偿“被包办婚姻”的实质。张作霖早已决定要与老友于文斗结为儿女亲家，且听说于凤至从小聪慧有见识，又被算命人论定生来有凤命，必定地位不凡，便一意孤行铁了心要结成这门婚事。

  最终父子两人达成默契：张学良想怎么拈花惹草红杏出墙都可以，但正室夫人的地位绝不可动摇。

  因此当时的张学良，是没有可能走上离婚之路的。更何况虽然不是爱情，他对于凤至也一直尊重有加，两人相处和睦。于凤至常说丈夫如箭妻如弓，若是弓坏了，箭就再也射不出去。每每遇到重大或者疑难的事，张学良也总会征询于的意见。

  另外一边，宋美龄也不是那种“爱情至上”、能够容忍一段不完整感情的人。到后来双方家族交往更密，于凤至还与宋美龄结成了干姊妹，“放手追求”的可能性自然更小了很多。

  发生于1936年“双十二”的西安事变，由于对当时抗日局面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即使放在中国整个近代史上都能占了重要地位。

  张、杨“兵谏”消息传来之时，没了蒋介石的南京顿时乱成一团。当时南京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已经没有转圜余地，不能和西安谈。

  但宋美龄却最大限度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，力主应该和平解决、把蒋介石救出来。

  宋美龄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，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她关心蒋介石的人身安全，另一方面也是因她对张学良的处境和想法较为了解，认为他并不太可能在“反蒋”的道路上走到底。这样一来，便存在可以谈判解决的空间。

  西安事变当日他就给蒋夫人宋美龄发去了电报，里面有“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”的句子。会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偏向，而是对他来说，“剿匪”实在是个双输的买卖。

  自从东北在他自己手上丢掉，张学良就多了一个跟随一生的外号“不抵抗将军”。他自己多少有些不服气，但却也拿不出足够的论据去反驳。一直到垂垂老矣，他仍然还对这三个字耿耿于怀。

  某次出游华山时，张学良远眺东方写下了一首诗：“极目长城东眺望，江山依旧主人非。深仇积愤当须雪，披甲还乡奏凯归。”

  张学良自己也罢，此前东北军的高层旧人也罢，或者出于保护自身名誉的想法，或者出于利益相关的考量，大都希望把枪口对准入侵的日本，“打回东北老家去”。

  在这样的心态下，张学良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安，坐镇“剿匪”。东北军到了地头不满几个月，一边是对着红军打不赢，吃了不少亏；另一边却是南京方面不给补充兵员和物资，放任东北军在所谓“剿匪”的损耗中越打越弱。

  张学良从“劝蒋抗日”发展到“逼蒋抗日”，当然有从自身立场出发、希望可以避免“名利双失、身败名裂”结局的因素。但是他的诉求实际上跟蒋介石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，他也没有反蒋的强烈动机。

  宋美龄对这一点判断得非常准，因此她首先派出了深得双方信任的端纳前去“探路”，之后又和宋子文一起亲赴西安，努力营救蒋介石。

  据后来的回忆文章显示，宋美龄前往西安时随身带着一把手枪，慨然放话：“如果有人敢对我无礼，就请打死我。”不过唐德刚教授却认为当时局势并不至如此“悲壮”，宋美龄对于张学良可能做出的选择是有相当把握的。

  除了双方此前结下的友情外，“四大家族”的特殊地位足以让宋氏兄妹了解到：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实际上紧缺军饷，不可能支撑太长的时间。

  正因为有了这种种把握，宋美龄才有底气亲自去了西安。她的这个举动甚至让蒋介石都大出意料，宋美龄回忆说被软禁的蒋介石第一眼看见自己，“惊诧得以为我是一个幻影”。

  等到稍微冷静下来，蒋介石又翻开他正在读的经书给宋美龄看，此前他恰好读到其中一句话——“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”

  对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来说，宋美龄既是他的护卫者，同时也是与张、杨进行交涉的主力之一。

  在各方为一致抗战做出的大量努力之下，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。现在轮到对蒋介石返回南京的行程进行规划了。

  蒋介石不愿意留下书面保证，但却要求张学良与自己夫妇同机回南京，“接受军法审判”。

  张学良自己对此事看得相当乐观，觉得自身抓了蒋、又送他回去，这是“一抓一送”；若自己随侍蒋回南京，再被蒋送回来，也是“一抓一送”。整个事情合起来看，“岂不成了千古美谈？”

  杨虎城却认为蒋介石表现出的态度并不足够可信，他与张为此一度激烈争执，不但周总理出面劝和，就连蒋介石都对他们的争执有所耳闻。

  事实证明杨虎城的预见更加准确：一回南京，张学良先受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，又由蒋介石出面请求特赦，随即“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”。

  随着抗战局势变化，张学良被软禁的地点也一再迁移。他曾经被关在蒋介石老家溪口，后又转移到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贵州以及重庆等多个不为人知的处所，每到一处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和限制。

  在此过程中，曾为宋美龄担任“先锋”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甚多的澳大利亚籍“洋顾问”端纳，也曾经公开发表言论，对蒋介石囚禁张学良的行为大表不满。

  此前声言“不要名分，愿意一辈子做张学良秘书”的赵四小姐赵一荻，则替代了远走美国治病的于凤至，成为张学良幽禁生活的陪伴者和照料者。

  那么，曾经亲口承诺、保张学良不受严惩的好朋友蒋夫人，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？

  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终于恢复自由的张学良对一位纪录片记者说道，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，全赖蒋夫人保护，“而蒋先生是要枪毙我的”。

  张学良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。当初与张学良联手发动兵谏的杨虎城将军，便是在经历了长久监禁之后，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遭遇了毒手。

  至于宋美龄到底曾经对蒋介石放过怎样的“狠话”，答案隐藏在一位美国公使写下的文件当中，就连有着切身关联的张学良自己也是多年之后才知道详情。

  文件记述，宋美龄与蒋介石之间关于张学良的处理意见并不统一，宋美龄曾对蒋介石放话：他若是敢对“那个小家伙”（指张学良）不利，宋就要即刻离开台湾，并且把他的事情全部公布出去。

  看来这就是张学良没办法得到人身自由，但却始终未遭凶险的原因。不过张学良最感激的部分并不仅仅是对安全的保护，更是宋美龄对他举动的理解。

  宋美龄曾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“下定论”，她说张不要金钱、也不要地盘，“他要的是牺牲”。

  张学良认为蒋夫人真正能够理解他的苦衷，他因此从始至终保持着对对方的友谊与尊敬，这也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惜字如金、不肯开口的一大原因。